千年前，诗圣杜甫来到成都灌口，目睹决堤水患的凄惨景象以及官府荒谬的应对举措，欣然挥毫，留下了振聋发聩的《石犀行》。

《石犀行》 - 杜甫

君不见秦时蜀太守，刻石立作五犀牛。

自古虽有厌胜法，天生江水向东流。

蜀人矜夸一千载，泛溢不近张仪楼。

今年灌口损户口，此事或恐为神羞。

修筑堤防出众力，高拥木石当清秋。

先王作法皆正道，诡怪何得参人谋。

嗟尔五犀不经济，缺讹只与长川逝。

但见元气常调和，自免洪涛恣凋瘵。

安得壮士提天纲，再平水土犀奔茫。

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（761年），其导火索是成都灌口（即都江堰）遭遇水灾，百姓流离失所。面对这场灾难，当时的官员并未积极效仿先贤李冰的务实精神，反而沉溺于旧有的迷信观念，认为水患是祭祀“镇水神兽”石犀不够虔诚所致。

杜甫开篇便点明秦蜀太守李冰“刻石立作五犀牛”这一史实，还借助蜀人千百年来“矜夸”石犀神力保一方平安的传说，与眼前残酷的灾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他直接指出“厌胜法”（镇邪术）在“天生江水向东流”这一自然规律面前的无力，无情地揭示了所谓“神犀庇佑”的虚妄本质。

在水患的现实面前，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什么呢？杜甫斩钉截铁地指出：“修筑堤防出众力，高拥木石当清秋！”——依靠的是众志成城，通过修筑堤防、加固木石的工程实干！紧接着，他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，同时也是对李冰治水精神最为精准的礼赞与解读：“先王作法皆正道，诡怪何得参人谋”。

值得深思的是，杜甫批判的并非石犀本身，而是后人对它的误读与迷信。史书记载，李冰刻立的石犀（以及石人），实际上是古代精妙的“水则”——一种原始的水文测量标尺！所谓“水竭不至足，盛不没肩”，是利用石兽身体的各个部位作为水位刻度线来观测岷江水势，以便进行科学的调度和预警（这才是真正的“人谋”运用）。它们原本是辅助科学治水的工具，却被后人当作神祇来膜拜，反而耽误了正事，这正是让杜甫痛心疾首的地方。

两千多年来，都江堰之所以能够福泽广袤的成都平原，使“天府之国”的盛名经久不衰，奥秘就在于后世始终践行着李冰的“正道”与“人谋”。历代都遵循“深淘滩，低作堰”的六字真言进行岁修管理，不断加固并完善工程细节。如今，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，利用精密仪器实时监测水情、优化调度，为这座无坝引水工程赋予了新的生命力。它有力地证明，唯有基于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，以及不懈的技术创新和精心维护，才能真正实现人与水的长久和谐共存。  （供稿：办公室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