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凡用铁六万七千斤而成二牛，屹然堰口中流，以当二江汹涌之势。复立铁桩三株于牛之下流，以固鱼嘴之石……”

—— 明·《都江堰铁牛记碑》

这段四百年前的文字，描绘的正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核心——鱼嘴。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且唯一仍在使用的无坝引水工程，都江堰的智慧，很大程度上就凝聚在鱼嘴、飞沙堰、宝瓶口这“枢纽三大件”上。其中，鱼嘴作为分水导流的“前锋”，决定了内外江的水量自然分配，堪称整个工程的关键。

一、名称溯源：从“象鼻”到“鱼嘴”

宋代《堤堰志》与《宋史·河渠志》中，将鱼嘴称为“象鼻”：“于江中设象鼻七十余丈”“如象鼻状以捍之”，形象地勾勒出长堤探入江心的样貌。

其实，“鱼嘴”一词最早见于明文记载，出自明嘉靖年间高韶的《铁牛记》。至清乾隆年间，水利专家王来通在《拟作鱼嘴法》等文中，已将其作为标准术语。他的《天时地利堰务说》记载：“竹笼砌鱼嘴分水处，要比水面高五尺。” 因其核心地位，故习称“都江鱼嘴”。

此外，在都江堰渠首还有多个“鱼嘴”，如沙黑总河取水处的“小鱼嘴”、内江由丁宝桢改建的“丁公鱼嘴”，以及仰天窝的“仰天窝鱼嘴”。这些古代依靠天然地形分水的鱼嘴，多数在现代水闸建成后完成了历史使命，其名也渐次湮没。

二、位置变迁：江心“鱼嘴”的千年游移

鱼嘴并非固定不动，它在历史长河中数次“迁徙”。据史料记载，李冰初建时，鱼嘴位于古白沙脚下，在现址上游约1650米。

清代前期，它下移至二王庙以下的玉垒关对面，后又上移。进入二十世纪，其位置仍多有变动：1925年下移，1929年被毁后重建上移。1933年叠溪大地震引发的特大洪水（流量高达约10200m³/s）更将其严重摧毁。几经周折，直至1936年重建时，将鱼嘴位置向西侧外江方向移动10米，才最终固定下来，屹立至今。

三、结构演进：从竹笼石垒到铁牛镇水

鱼嘴的建造工艺，是一部不断演进的工程技术史。

竹笼羊圈，古法根基

早期鱼嘴采用传统的竹笼卵石结构。据《清末都江堰岁修工程》记载，其工艺极为繁复：“鱼嘴用竹笼横行堆垛、由首至尾，从一层加至十二层，斜坡而上，共计五十四行……长计十二丈（38.4米），共用六百五十余条。” 这种结构柔韧抗冲，堪称当时之冠。

铁龟铁牛，镇水新章

元代吉当普改用砌石结构，并铸“大铁龟”镇水。元碑文载：“铸为大龟，贯以铁柱而镇其源，以捍其浮槎。”

明嘉靖年间，施千祥等人更进一步，用六万七千斤铁现场浇铸成两头铁牛。明人陈鎏在《都江堰铁牛记》中生动描述：“牛凡二，各长丈余（3米多），首合尾分，如人字状，以基锐迎水之冲。” 并留有口诀铭文：“问堰口，准牛首；问堰底，寻牛趾……”，将铁牛作为测量水位的标尺。

铁锭锚固，工艺精进

古代砌石工程中，已广泛使用现场浇铸的铁锭进行锚固。明代《议处修堰新规》详细记载了各种铁锭的尺寸与用量，如堰头砌石“横顺俱联铁锭”，每个重达六十斤，工艺已相当精密。

现代加固，承古创新

1936年，鱼嘴改为条石浆砌，设计成前窄后宽的流线型，长32米，基础深入河底。1974年建外江闸时，用混凝土对其覆盖加固。2002年的最后一次大修，将鱼嘴加长至64米，基础加深，并以9999块大卵石砌成“鱼鳞”状表面，在延续古意的同时，确保了工程的永固。

鱼嘴的形体，从竹笼演变为铁牛，再到今天的混凝土；它的名称，从“象鼻”定格为“鱼嘴”。但跨越两千年的内核，始终是李冰“乘势利导、天人合一”的治水灵魂。

这江心分水的关键一笔，早已不只是一项工程。它是一种活着的智慧，无声诉说着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，何为真正的“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”。